“关于休谟，哈耶克曾说过，休谟“系统地阐述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理论，可能是唯一能被后人称为自由主义的体系。正是在休谟那里，我们能找到对这一学说的最完整的表述。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

“1963年在弗莱堡的一次演说中，哈耶克称休谟为“自由主义政治与法学理论中杰出的哲学家”；在1980年为一次谈话活动准备的草稿中，哈耶克说，休谟给了他最重要的启示；而在1982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：“我伟大的精神偶像是大卫·休谟”。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

“维特根斯坦对哈耶克的影响“深远，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《感觉的秩序》的风格和论述中……也体现在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其他很多方面”。《感觉的秩序》跟《逻辑哲学论》一样每段都标有数字的格式，除此之外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本身也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有所反映。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

“在法国，朝圣山学社会员雅克·卢埃夫是戴高乐将军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主要顾问。朝圣山学社会员莱因哈德·卡米茨在战后的奥地利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。后来当选为意大利总统的路易吉·埃诺迪则是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人之一。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

“同一年，他在为《通往奴役之路》新版撰写前言时写道：“瑞典今天的社会主义色彩比大不列颠还要淡”，因为尽管瑞典的福利比英国更全面，但其国有化的企业却很少。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

“在回忆埃哈德的一个故事时，哈耶克说：“我们曾在一起单独聊过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，‘我说到社会市场经济时，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。我提到这个词的意思是说，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社会性的，而不是说需要把它塑造成社会性的’。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

“曾有人在一次采访中问哈耶克，有没有哪个国家“曾经痴迷于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”，却“重新建立了法治”？哈耶克回答说：“啊，‘二战’后的联邦德国显然就是这样的典范，尽管这差不多是路德维希·埃哈德孤军奋战的结果。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

“埃哈德曾亲口对他讲过一件事，‘他笑着跟我讲了那天发生的事，他准备颁布关于放开一切商品价格、发行新德国马克的政令时，美军最高指挥官给他打来电话并告诉他，‘埃哈德教授，我的顾问告诉我说，你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’，对此，他回答说，‘我的顾问也是这样说的’……”（艾伯斯坦：《哈耶克传》）